珍藏起一个名字：母亲（连载二）

尽管舍不得母亲，也丢不下“花子阿姨”，我终于还是决定离开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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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“嚓……嚓……”是花子阿姨蠕动的声音，这些日子，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，花子阿姨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时，总会弄出这种响声。
　　房门打开，花子阿姨倚靠门框，流着泪。我告诉过她，很快会走的，别人不懂她的心，但她知道我懂她一颗留恋真情的心。
　　我走上前，扶着花子阿姨颤动的双肩，心里在叮咛：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会再来看你。母亲与高个子男人，看着眼前情景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　　我最后一次见到花子阿姨，是在考上大学去向母亲告别的时候。
　　花子阿姨，终于没有抵挡住岁月的折磨，整个人衰弱得不成形态，只有呆痴的目光偶尔会眨动几下。但她还清晰地记得我，用右手捂在胸口，左手指指，意思是心在这里。
　　我很感动，也好内疚。在延缓和改善她的生命过程中，我做得太少又太少。如果不间断有书信问候，不好些吗？我怎么连这点“爱心援助”都忽略了呢？
　　我发现阿姨桌上原本有的几本书不见踪影，包括那本苦难的《红字》书也消失了。花子阿姨的命运，似乎也在预示这个家庭的最后败落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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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文革”爆发，高个子男人因资本家的身份，被推上历史审判台，挨批挨斗是他生活中惟一的待遇，最终因肺气肿恶化夺去生命。
　　母亲也被戴上了“资本家黑婆娘”“臭婆娘”“臭小婊子”“臭小老婆”的帽子，才一米五几的个子，脖子却挂上十几斤重的一块铁板，腰压到几乎贴近地面，直至全身麻木，淤血。连短暂参加国民党“妇女指导委员会”学习的经历，也成为“历史反革命”的罪证。仅剩的一点金银首饰都抄没了。
　　之后，大搞城建“表忠”一条街，连祖屋也铲掉了，没有任何补偿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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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久，我妻子临产。虽然知道母亲年轻时做过保育院工作，有这方面经验，毕竟不敢奢望她来，但我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。母亲即将升格为祖母，我想她会开心的。深一层考虑，也想让她暂时躲避一下灭绝人性的烽火，来这里调养一下。谁知母亲接到消息，兴奋得不得了，表示尽快南下。
　　妻子则担心，与我母亲没有共同生活过，能否相处，心中没数。我劝慰妻子，好则留，不好则分，不必勉强。
　　母亲满面春风来了，一扫往日的晦气、霉气。她在养育婴儿方面，真的很出色，很优秀。一个生命的幼小精灵，给她一摆弄，一折腾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，极少哭，乖乖的，一脸不停的稚嫩嫩的笑。
　　有母亲的感觉真好，有母亲在身边的感觉更好。但，天有不测之风云……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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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孩子第十个月，母亲接到她与高个子男人生育的第二个儿子的来信，催促她回去照顾。母亲当时没有放在心上；过不了几天，又来了一封信，说如果母亲不尽快回去，他就上广州接人。母亲仍当作是孩子的戏言；再过几天，加急来了一封信，信中写着如此怵目惊心的字句：母亲不回来，他就自杀。
　　母亲慌神了，整天絮絮叨叨：这是前世造的孽，欠的债呵。母亲自此晚上常常从噩梦中惊醒，有时还发出恐怖的叫喊声。一个家的宁静祥和被扰乱了。
　　我了解母亲此刻内心的痛苦：她想将孙女带到满周岁才走，但又牵肠挂肚她那第三个家，未长大成人的儿子，无力支撑自己。我终至自行决定，拍回一封加急电报：母亲即日返回，请候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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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火车站告别时，母亲显出十分悲怆的样子。她不看我，像是自言自语：我现在所做的，都是在赎罪呵。包括你我母子重新相认，包括创造机会短暂共同生活，包括这次来照顾你的家和孩子，还有不敢贸然提出的，她的所有三个家庭孩子的团聚……
　　我对母亲说：不要说什么罪过，也不要说什么赎罪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珍惜的是现在。只要真心付出，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良知。人生完美与和谐最好，有欠缺有缺陷甚至有悲剧，那也是上天的旨意和安排。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，可以逃脱可以回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。世事难测，人生难料，你能预见一切，防范一切，主宰一切吗？
　　不是有一句古语：人算不如天算吗？
　　列车行将启动，母亲紧紧抓住我的双手，突然说：在母亲的心中，所有的儿女，都是她心头上的一块肉，会牵挂一生一世。
　　仅几日时间，母亲衰老了许多，我在心中郑重许诺：你是我永远的母亲，今生今世不变。
　　母亲，我求你啦，儿子不允许你以后再说不是一个好母亲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你遗弃过自己的儿女，你的母亲，我的过继祖母，对你不也是一个遗弃吗？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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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母亲生下第七日，外祖母即将她送给城郊一户人家。长到七八岁，开始学织袜子。母亲是那种挺有悟性的女人，很快就上了手，经济上能给家里帮补。
　　母亲印象中，养母和善，虽不像对亲生闺女那般疼爱，却也嘘寒问暖，更不会打骂。养母两个儿子中，后来成了她丈夫的那个大儿子，长母亲好多岁，脾性极其暴戾，动不动喊打喊杀。母亲自幼性情温和，只会忍耐。
　　后来母亲多次说过，女孩嫁人，第一个条件是男孩性格要好，知书达理谦让妻子，疼爱妻子，天天处在战争状态，金戈铁马，不得安宁，哪有幸福可言？
　　我问母亲，第一个丈夫失踪后，有想过他吗？母亲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：说不上特别恨他，但他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。毕竟一块生活过，他也有对自己好的时候，人心是肉长的，不是石头，偶尔，也会想起这个该死的男人。母亲说这个男人“该死”时，语气里还是有一丝温存，不像农民斗地主那样苦大仇深，刻骨仇恨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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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据说，是春天的故事中的一天，在姐出生的那个省会城市东郊，来了一位台湾同胞，寻找姐和她的母亲。
　　剩下的几个关系较疏的亲戚告诉他，你“失踪”不久，你女儿你妻子也很快离开。“同胞”没有说明“失踪”情况，只是不信。亲戚说，你不也是一走几十年，杳无音信吗？“同胞”无言以对。
　　临走前，“同胞”站在村头惟一一棵高高的梧桐树下，出神地望着蓝天深处，从此再也没有归来。
　　许多年后，姐和母亲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传说，谁也不想去考证。该结束的，自有结束的理由，不该不会结束的，拆不开，剪不断。这就是人生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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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再是走进新时代的一个故事。母亲陪同身患白血病亟待确诊的婶母来广州。婶母也就是我过继前的小舅母，我是这个家庭养育大的，有大恩于我。
　　婶母开朗、乐观，不在乎什么病呵痛呵。每天晚上，惟一的快活，是在阳台观看车流车灯，还孩子似地评论：地上的星星比天上还多，还要亮晶晶。
　　母亲知道我婶母病情的严重性，只是悉心照料，这也是她们一生中最后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。有欢乐，有伤痛。
　　经军队权威医院鉴定：婶母是晚期血癌，生命最长维持一个月。我们不能对老人明说，老人又肯定不愿意终老他乡。我只好匆匆备齐各种可能延长生命、减缓痛苦的药，请求婶母遵医嘱回故乡养息。
　　其间，姑母（我过继前的姨母）也来照料过一段时间。不堪回首的是，她与我母亲之间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冲突。
　　有一次，说起我的身世与经历，姑母指责母亲没有资格认我这个儿子。当时母亲并未绝地反击，但肯定觉得蒙受不公，抽抽噎噎哭了一整晚。婶母劝她，反而哭得更伤心。我很生气，又不想对姑母把话说得太重，只说：姑母文化比我母亲高，地位比我母亲高，更不该这样出言相向。相认不相认，这个发言权在我。
　　姑母是个有长党龄的老伟大英明干海棠员，阶级意识一直特别高，以往每次给我写信，首先就引用“最高指示”。但她对我有恩。小学时代好几年，因我的叔父工作经常变更城市，为了不耽误我念书，就寄居姑母家，她和姑父给了少年时代的我许多关爱。这是我不能忘却的。
　　人生难得相逢，何况亲人之间，我只希望三位老人珍惜上天的这个安排，融洽愉快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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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位老人先后仅离开一个多月，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故。
　　母亲得晓传闻，连夜颤巍巍赶到婶母居住的乡下。母亲略晓天下事，婶母文化更低些，不太清楚窗外事，母亲忧心如焚，重病中的婶母也是牵挂。母亲领着婶母，每日早午晚三次，面朝南方祈祷，额头碰磕大地，磨出一道道血痕。
　　母亲和婶母也有一生中的一次约定：婶母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当晚去世（人们后来说，我婶母死得其时，这天，是全中国人庄重悼念自己逝世的亲人、朋友和献身国家的人的一天）；母亲从不抽烟，也无不良嗜好，此时却突然病倒，并迅速确诊为肺癌，也在晚三十二天之后，跟着婶母，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走了。母亲去世前，并不知道我婶母先走。家人怕她过分伤心，便对她封锁了这个提前到来的不幸消息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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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生中我有一个做人守则，当自己遇到曲折，决不连累无辜亲人、朋友和任何其他无辜的人。我自己极理智又极残忍地剥夺了自己与母亲与婶母生离死别的告别。
　　我认定，亲人之间，特别是至亲之间，一定有灵魂的感应。母亲临去世之前头一个晚上九时十几分左右，我给母亲电话，母亲的声音已十分微弱，但交代后事却咬文嚼字，十分清晰，这也是她的“临终嘱咐”：
　　我死后，千万不要把我和我生活过的三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安葬在一起，第二、第三个男人都还有妻子，第一个男人也肯定有后续，生前不得安宁，死后不要再打扰，让我一个人独葬，侍候上帝。
　　母亲无奈地走了。无论哪一年，只要可能，我都会跋涉长途，亲自拜祭，或者在心中遥拜。珍藏起一个名字：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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